据英国《金融时报》报道：疫情重新燃起人们对公共部门的兴趣，一方面，疫情增强了人们的公共服务意识，另一方面，在目前的经济衰退期，人们缺少其他选择，而公共部门的工作条件就显得相对具有吸引力。

受疫情和政策双重影响，旅游业、餐饮业、酒店业较为艰难，教培行业也已向公益性质转变，互联网、房地产行业收缩趋势明显。近些年，大学毕业生们的心头好互联网大厂因加班严重，工作生活平衡、整体工作幸福感、职业成就感都低于平均值，也劝退了不少人。

此前，全国共有70万家教培机构，吸纳了上千万从业人员。据智联招聘《2021教培行业人才市场分析报告》，教培行业7月发布职位数比政策发布前的3月下降32.4%，原教培从业者中51.4%已为离职状态，25岁以下群体的离职比例达57.6%。这部分从教培大潮中退下来的年轻人，也加入了当年国考破200万的大军。

就业寒冬之下，公务员、国企、事业单位因其稳定性越来越受年轻人青睐。

体制内再次受青睐也是一种时代的进步

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。

历史上，曾出现过三次公务员离职潮：第一次出现在改革开放之初;第二次出现在1990年代初;第三次公务员离职潮出现在2002-2003年。

这三次离职潮都紧紧跟着我国经济发展的脉搏。

改革开放之初，不少老干部决心寻找更广阔的天地，选择经商。具有代表性的是万科集团创始人王石，1982年王石从机关离职，到深圳创办公司，成为最早下海一批人中的一员。

90年代初，市场经济刚起步，给了年轻人很多的空间。1992年有12万名公务员辞职，1000多万公务员停薪留职。2002-2003年的离职潮，据新华社报道，从2000年1月-2003年6月，全国(不包括中央部委及所属单位)共有10304名科级以上党政干部辞职“下海”。

时代在变化，就业的口径对于优秀人才来说也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宽泛。高等教育已进入了普及化阶段，年轻人的择业观念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

而以清北为代表的优秀高校毕业生进入体制内并不奇怪，因为优秀大学毕业生首先需要承担更多造福人民的责任。

1952年蒋南翔出任清华大学校长后，开始了对清华大学办学定位的大调整。站在为新生的共和国培养建设人才的角度，蒋校长给清华定下了“红色工程师摇篮”的培养目标，他多次表示，清华要为新中国建设培养更多接班人。“又红又专，全面发展”一度成为清华事实上的校训。

而北大则更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发源地。鲁迅先生对北大的寄语：“北大是常为新的，改进的运动的先锋，要使中国向着好的、往上的道路走。”

“学而优则仕“，优秀的人才首先贡献给国家。对于清北等优秀学生扎堆进体制，也应在就业的角度之外，从社会责任意识和家国情怀角度去理解。

刚刚过去的2021年底，33岁的清华硕士、选调生张昆仑担任诸暨市代市长。

“清华哥”张昆仑，选择来到面朝土地背朝天的农民中间，以清华大学选调生的身份，先后担任金华市环保局局长助理、婺城区白龙桥镇党委副书记，如今又作为莘畈乡乡长，带领山乡百姓开启乡村生态旅游建设的新蓝图。 ，